在四川文理学院“塔石人才计划”持续推进、科研强校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，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的融合，正日益成为驱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。将学术追求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，更是每一位教师扎根地方、回馈时代的重要使命。朱仕金老师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践行者。他长期深耕中国古代法律史与基层司法实践，将学术追求扎根于地方需要，以专业智慧积极赋能地方法治建设。

今天，让我们共同走进202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——朱仕金老师，聆听他的学术跋涉故事，感受那份潜心治学与服务地方兼具的使命与担当。

朱仕金，四川南部人，201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，获法学博士学位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四川文理学院政法学院、知识产权学院专任教师，承担《宪法学》《中国法制史》《法学方法论》等课程的教学工作。主要从事清代四川基层司法、地方立法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。出版学术专著1部，在《法学》《法律史评论》《民间法》《原道》《西部史学》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篇，其中CSSCI收录4篇。主持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、《〈升钟湖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〉立法草案起草》《〈南充市地方戏剧保护条例〉立法调研》等纵向、横向科研项目10余项。

在四川文理学院东区C303“塔石人才特区”办公室的一个工位上，摆满了一本本没有标点、字迹斑驳却写满笔记的清代影印书籍。这里就是政法学院朱仕金老师的办公区。

从2015到2025，十年来，他坚持聚焦“清代四川基层词讼”相关研究，终在2025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。

这是一段与孤独为伴的旅程，也是一位学者将学术研究扎根于基层土壤的生动实践。

坐热“冷板凳”：在故纸堆中打捞历史的回响

“这是个坐冷板凳的活儿。”朱老师坦言。

他所专注研究的“清代词讼”，相当于今天的民事诉讼，主要涉及清代州县衙门处理的田土、户婚、钱债等日常纠纷。研究最难之处，在于史料的搜集与阅读。

为查阅原始档案，他经常辗转于省、市、县各级档案馆，或是自费购买档案影印资料，一页页翻阅、标记、整理。“翻档案就是要一点一点慢慢翻，有时想找学生来帮忙，但这些文献无标点，内容又专业，他们很难读进去。”他说。

这些在旁人眼中艰涩难懂的故纸堆，却是他学术视野中的“富矿”。“里面有很多内容非常鲜活，” 谈起档案资料中的案例，他兴致勃勃。“晚清时期巴县一个商人到泸州卖油，欠下360两银子后赖账，被债主揪送官府，几经周折，最终在调解下以120两偿还。”“你看，有起诉状、审判记录、调解书和执行文书等一整套完整的诉讼流程，跟今天很多债务纠纷的诉讼流程何其相似。”

带着这份热情，从2015年至今，他已围绕此课题撰写了近10万字研究内容。申报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，扎实的前期积累与详尽的研究框架，成为他今年在国家级项目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。“我想，大概是因为我做得久，也‘晒’得多吧。我觉得这是这次能够申报成功的关键原因。”他笑言。

走出去，晒研究：在交流中打开学术天地

做研究不能‘藏’，要敢于‘晒’。朱仕金说：“每年再忙，我也至少要出去三四次交流。”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博士期间，朱老师跟随导师张中秋教授养成了“多出去交流”的科研习惯，同一篇文章反复打磨、多次参会，对他而言更是家常便饭。

“有时他们说你这个都是‘炒冷饭’了，又拿出来开会。”面对同事、朋友的打趣，朱老师爽朗一笑，毫不在意。于他而言，一次次外出开会正是他展示研究成果的关键桥梁。

这一次次走出去的背后，是学校的全力支持。自2023年“塔石人才计划”启动以来，学校设立塔石人才特区，提供经费与场所，鼓励教师“多出去交流”。“学院领导总是催我们多出去开会交流，这种宽松、积极的氛围，让我能心无旁骛地投身研究。”朱老师如是说。

接地气，连古今：从清代档案到地方立法

朱仕金的学术之路，并非止步于书斋。

他在故纸堆中挖掘历史回响，也在现实土壤中参与法治实践。“传统的治理智慧能否为今天提供借鉴？”来到四川文理学院后，他受聘为达州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专家。《达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《达州市城市停车场管理条例》《达州市野生药用植物保护条例》……这些关乎市民日常生活的地方性法规背后，都有他贡献的智慧。

“中国的基层治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，我的关注点始终都在基层。”生于四川农村的他，从小就对历史抱有浓厚兴趣，而乡土生活的经历，更让他理解基层对法治的需求。

从清代一个个案例到现代一系列法律条令，朱老师正是千千万万投身于中国基层法治建设学者的缩影。“基层不稳，地动山摇。”这是他常挂嘴边的话。无论是研究清代川东基层词讼，还是参与现代的地方立法，他的学术关怀与实践道路看似路径不同目标却始终如一：中国的基层治理。

学术的价值从不在于高阁之上的孤芳自赏，而在于能否为脚下的土地贡献一丝光亮。“如果说自己的研究有幸能为中国的基层法治贡献一份力量、提供一点借鉴的话，我就觉得是大功一件了。”